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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从未剥夺律师代理“超期申诉案”的权利，相关执业行为完全于法有据、于规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明确将“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列为律师的法定业务范围，并未以“申诉未超期”作为前置条件；《律师执业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律师的申诉代理权限，强调律师可接受当事人委托参与各类生效裁判的申诉程序。更具针对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法发〔2017〕8号）开篇即明确：“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提出申诉的，可以自行委托律师代理申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引导申诉人、被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诉”，该意见通篇未对申诉期限作出限制性规定，反而通过“逐步实行全覆盖”的表述，凸显了鼓励律师参与申诉代理、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的政策导向。

　　以我所代理的曹志彬案为例，当事人自2004年被错误定罪后，持续申诉近二十年，即便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申诉期限，我所律师的代理行为仍严格契合上述法律法规要求，更符合《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中“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化解，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的核心精神。事实上，“申诉期限”规制的是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时效，旨在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权利、维护司法程序的稳定性；而“代理权限”源于法律对律师执业范围的明确授权，二者分属不同的法律范畴，不存在必然关联。部分法院与律协将“超期”直接等同于“无权代理”，本质是对法律条文的片面解读与机械适用，混淆了程序时效与执业权限的核心边界，违背了立法本意。

　　曹志彬案的最终改判，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经过我所律师的专业代理，最终推动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不仅为当事人洗清冤屈，三名诬告者也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放眼全国，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重大冤假错案，均是经过当事人持续多年申诉、律师不懈推动才得以昭雪。这些案例充分说明，超期申诉案件往往是司法纠错的“重点领域”，律师的代理行为正是打通纠错通道的关键力量。如果律师因“申诉超期”便拒绝代理，无异于堵死了冤错案件的最后救济途径，直接违背了司法“有错必纠”的基本原则，也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核心目标背道而驰。部分法院与律协对超期申诉代理的指责，实则是将程序凌驾于实质正义之上，忽视了司法纠错的核心使命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诉求。

　　现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与申诉时效，却将“时间经过”等同于“权利丧失”，导致大量当事人因超过期限被法院驳回申诉，彻底丧失司法救济渠道。这种规定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消失，义务人也不应因时效届满而免除责任。更现实的问题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与基层群众中，许多人根本不知晓“诉讼时效”的概念；部分当事人甚至因被义务人欺骗、控制而错过时效，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利用信息不对称拖延时间、规避责任的情况屡见不鲜。时效制度的存在，不仅未能实现“稳定社会关系”的立法初衷，反而成为司法不公的“遮羞布”，催生大量“状告无门”的群体，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因此，立法机关应尽快取消控告、起诉、申诉的时效限制，让正义真正没有“时间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