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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11月，除少数年迈体弱者留校以外，其余七百余人（教职工约二百人，学生五百余人），分别前往武昌青山、新洲、黄冈等地参加土改。我们历史、教育、物理、数学等系师生被分配到武昌县（县政府设在纸坊）青山区土改大队，大队部设于离青山镇不远的火官乡一家大地主宅院。大队长由区委李书记担任，常春元、方衡任副大队长，土改工作由区委统一领导，大队内部管理由自己的党支部负责。大队外来人员以华大为主，武汉市也派有十余人参加，多为市府本身的干部。青山区乡村干部与我们在基层密切配合，但一般不属大队管理，偶尔来参加会议，也像客人一样。大队部人员尚属精简，只设三个秘书处理日常办公室事务，即教育系的朱辕、一位市府原来的秘书老喻和我。朱辕也是中原大学政研室骨干，教育系助教，原来在河南大学读书时曾参加地下党，后来不知是何客观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已在党内经过严格考验，且有地下工作历练，相当沉稳而又敏锐。由于常春元是青山土改大队华师委派的主要负责人，所以朱辕分工负责总务，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老喻来自华北抗日根据地，当过兵，打过仗，还有较高文化水平，在市府又有丰富的秘书经验，所以由他担任行政秘书最为恰当。只有我最缺乏行政工作经验，但可能是由于常春元非常重视思想教育与宣传工作，所以由我负责文字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大队土改快报。为了办好快报并及时出版，我有一间较大的办公室，有两位跑基层的记者，一是物理系年轻教师何益芳，一是教育系学生贺曼华。另外还抽调一位来自广东的物理系本科生小何，他年龄不大，但却是东江纵队的老队员，在部队就是编辑刻印出版小型快报的好手。工作程序大体上是由两位记者到各乡采访，自写或组织相关工作队成员撰写报道，然后再由我与小何选稿编排并画小样，送常春元审阅，经他最后修改定稿，最后再由小何刻印出版。小何不愧是专业好手，刻蜡纸不仅整洁美观，版面及装饰性图案也恰到好处，而且基本上没有错别字。所以每出一期都受队员喜爱，分发郊区工委后，又常引起媒体关注，《大刚报》（以后并入《长江日报》）甚至派资深女记者前来驻队采访。我们三个秘书及大队部其他工作人员相处都比较融洽。朱辕与我一起南下，在教育学院同时担任助教工作，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老喻虽然是初次共事，但却俨然像位忠厚热忱的老大哥，时时关心我们的成长。比如我们刚一进驻火官乡，他就带领我们在大队部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巡视一周。他笑称这叫作看地形，是部队安营扎寨必先走好的第一步，以便随时可以从容应对突发事变。有这样的作战老手随时指点，无论火官乡“敌情”多么复杂，我的内心总比较笃定。市政府还下放了一位人事干部于成，他是东北来的干部，年龄虽轻但也比较老练，并且还随身佩有自卫手枪。他知道我也当过兵，与我交谈最多，只要公务需要，他都慷慨借枪给我防身。但他的职务是联络员，由大队长直接领导，经常跑各分队了解情况，沟通信息，所以与土改快报关系密切，却不属于办公室人员。春节后不久他提前调回原任职岗位，从此再无联系。

　　土改工作队进村，首先就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这本身就是宣传教育工作，目的在于由点到面逐步发动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广大农民群众。我们大队部工作人员未能直接参与基层工作，因为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岗位。但我作为宣传组负责人，却必须独自承担地主学习班工作，就是不定期召集地主“训话”。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应该如何“训话”，我又不习惯拍桌子、打板凳、骂粗口。只记得开始时主要是组织他们学习相关土改文件，领会政策精神（即所谓政策攻心）。由于他们多有一定文化水平，所以便采取一人读，大家听，共同讨论的方法。如有疑难问题，由我尽量解答，比较复杂的问题，只有请示上级后才能回答。可能这种学习班模式不适合于专政对象，难以对他们起震慑作用，我在本地领导干部点拨下，也学会了大声吼叫，把“老实从宽，抗拒从严”挂在嘴上讲。学习班的会场在另外一所地主宅院，离大队部不远，房主是一个年逾六十的老地主。由于他的儿子参加革命较早，远在东北工作，本人解放后遵纪守法，一贯拥护人民政府，已有可能被定为开明地主。学习班开会时，他往往主动读文件或报纸，并且积极带头发言。会后他还热心地邀我在书房稍息，一排书橱中除大量线装书外，还有若干进步书刊，他说这是儿子做地下工作阅读后留在家里给他学习的。老人身材瘦长，戴金丝眼镜，蓄五绺长须，谈吐风雅，文质彬彬，解放前显然是一个颇受尊重的乡绅。但我是土改队员，他毕竟属于敌对阶级，所以彼此都刻意保持应有的距离。

　　当时曾流行一种说法——洋包子俘虏了土包子，换句话说就是教条主义者俘虏了经验主义者。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感觉到，在一段时间内青山区土改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在青山区委手中，而是掌握在华中大学带队的几位领导手中，其中最为强势的是教育系主任常春元（实际上就是华师青山土改队的总领队）。华大到青山参加土改的人数最多，浩浩荡荡的队伍，自命不凡的洋教授与洋学生，把当地农民与乡村干部都惊呆了。当然，更为重要的倒不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其中发号施令的几位党员“高干”。我记得教育学院成立不久，党政干部曾经调整过一次级别，少数人提升为地区专员一级，一般的主讲教员明确为县级，我们这些实习教员相当于区级。当时的青山还是武昌县下的一个区，区委李书记虽然参加革命较早并且担任土改大队长，但由于级别较低地位悬殊，不得不屈从于这些市府与大学来的领导干部的意向。而恰恰又是这些城市来的领导干部，把机关、学校那一套知识分子习气带到了农村。我记得有些村里开个小会，都要用红纸毛笔把会议程序端端正正写好贴在墙上，然后主席行礼如仪，每项程序都必须落实到位。这些程序最早似乎源于孙中山的《民权初步》，用意本是正确而又善良的，但用于文盲占大多数并有待鼓动掀起一场革命大风暴的农村，确实有点像是“急惊风遇见慢郎中”。

　　那是一个岁末严寒的傍晚，田间已无人迹，一片萧瑟景象。大队部的人员似乎集体到另一个乡开现场会去了，只剩下我与一个炊事员留守。突然青山区委电话通知，说尔重要来我们大队调研。我那时确实不知道应该怎样迎接这位德高望重的大领导，打电话又联系不上常春元等大队负责人，只有站立在大队门口眺望，唯恐尔重书记走错，因为大队部周围阡陌纵横，没有几条正经路。果然不久便看见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从田埂上缓缓走来。我连忙小跑迎上去，只见他穿一件旧风衣，头戴鸭舌帽，风尘仆仆然而风度犹存，一看就知道必定是李尔重。我对他了解甚少，只知道抗战时他是长江局的老干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据说他到武汉大学做学习《实践论》的报告，连那些著名教授都非常赞赏，认为不是一般政治大报告，而颇有学术深度。我把他引进大队部，安排住一间比较清静的客房。问他是否需要晚餐，他摇摇头，显然是已在青山镇上自行解决。又问他是否需要通知大队部领导立即赶回，仍然是摇摇头。我是第一次遇见这么惜语如金的人，但很快发现他实在是过于疲乏，因为那时武汉交通很不方便，他又是骑自行车，要坐一次轮渡过江，从武昌到青山又是好长一条路。他既不愿讲话，我又想不出什么可以引发交谈的话题，只有请炊事员送来热水，让他漱洗早点就寝。按照他的叮嘱，我仍回自己的办公室编辑新一期快报，并且协助业已归来的“小东纵”抓紧刻印。我上床前好奇地看了一眼客房窗户，看见尔重书记尚未熄灯，隐约可见他在来回踱步深思。

　　第二天上午，大队部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听取尔重的亲临指示。他很平静地以北方口音说了几句礼貌性的开场白，随即直截了当地指出青山地区土改存在问题。他说工作队进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但基本群众仍然没有发动起来，贫下中农心存畏惧，地富反坏气焰甚高，事故不断，人心惶惶。如果现在不抓紧发动群众，认真清算、斗争，在春节前把地富的田地、浮财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他们怎能过好这个旧历年，又怎能安排好明年的春耕？他列举了若干事例，然后放大嗓门说：“你们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是牵着群众的鼻子演戏。”这几句话不仅当时振聋发聩，而且让我记住一辈子。他的语言简练而又深刻，不像有些高官那样漫无边际的空话连篇。最后他特别嘱咐大学师生，一定要充分尊重本地工农干部的作用，对前段疏忽了的清匪反霸斗争补火，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发动群众，把土地改革进行到底。

　　当然，走出学校，在土改大队部当秘书，这本身就是一种锻炼，也有思想与工作两方面的进步，特别是在社会阅历方面受益颇多。既然是大队部秘书，就必须与本地及外来各方人士打交道，除贫下中农外，连地、富、反、坏也多有接触。甚至连长期定居武昌城区，杂货店老字号“伍亿丰”的老板，也指定由我接待。他的阶级成分已经确定为工商企业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但在青山尚有若干田产，由佃户与长工耕作，因此仍有封建剥削。为了发动群众，这些外迁地主也要召集回来，参加批斗大会，虽然他们不是重点对象，但同样要接受群众教育，正确对待土地改革，特别是把自家田产全部交出分配给当地贫下中农。所以，他有两重身份，作为地主是批斗对象，但在接待过程中要体现出差异。

　　春节过后不久，大队主要领导与各片工作组长到武汉市郊工委集中学习，最后总结工作。我一人留在大队部“看家”，只有一个炊事员作伴。留守期间，基本上是无为而治，因为土改已经结束，新的农村工作部署尚未下达。我除召集一次各片留守人员开会，汇报各乡情况并交流留守经验以外，还抽空前往若干偏远地区亲自调查研究。比如在天兴洲就发现异常情况，汇报时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天兴洲是长江中间一片沙滩，以盛产优质西瓜（称“洲瓜”）闻名，不过当地住民甚少，因每个汛期都要被洪水淹没，而平时来往船只停泊倒是很多。春节期间，停泊船只已经极少，但不久前却发现晚上有大片火光映照，且每晚火光出现地点不断转移。当时电话联络非常不便，我只有自作主张，带着向于成借来的手枪，随同天兴洲乡干部前往，当晚就率几个民兵到火光出现处实地勘察。我们远远看见一个偏僻港汊有微弱火光闪烁，走近才发现是外地养鸭人把鸭卖完，没有及时回家，就在荒野的江心洲上喝酒打牌，乐得享受几天清闲。这样，留守期间总算整个青山区都平安无事，我们土改工作从此画了句号。

　　土改期间，还有若干插曲，其中一件较大事件就是“三反五反”。我们土改大队任务紧急，自然无法参加，但中原大学留校人员却无从置身事外。有天下午，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一位留校同事突然来大队部找我，动员我参与揭发批判王自申院长的“三反五反”严重错误。我大吃一惊，因为王老仍是我心中最为敬仰的革命老前辈。来人是教育学院办公室的骨干，也是从河南与我们一起来到武汉的。过去由于工作关系，他整天围着王老转，从未说过王老有什么错误，现在却义愤填膺，专程前来启发我的觉悟，与他一起贴王老的大字报。我感到很好笑，我正在农村发动群众，却未想到自己成为“三反五反”积极分子们的扎根串联重点对象了。他们可能认为我过去曾被王老严厉批判，一定对王老心怀不满，必然会跳出来参加对王老的批判斗争。但是我对“三反五反”确实缺乏应有的理解，更没有报复王老之心，所以只有婉言谢绝。他开导我：“你不知道城内情况，校园内贴满大字报，重点批斗对象都关起来了。王老回院参加运动，被群众层层围困，连楼都下不来。你与他接触那么多，难道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揭发吗？”当时，我满脑袋都是土改，哪里顾得上“三反五反”，思索一阵仍然不得要领，只有苦笑回答：“王老与我单独谈话，都是用延安精神教育我，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可以揭发的。”他见我工作确实很忙，随即失望地回城去了。

　　没过两天，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郑小瑛也来找我谈话，她现在已经成为骨干并崭露头角，但此行却不是访友叙旧，而是为了“三反五反”查证落实揭发材料。被揭发的对象是音乐系主任张星原，因为建院期间，他经手购买大批昂贵乐器，因此被怀疑有贪污行为。张星原也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专长是小提琴，每次在延安演出都博得广泛好评，是崔嵬老师的亲密助手。我们中原大学众多师生都是他的粉丝，每逢开大会都热烈要求他演奏。小瑛是他的得意门生，虽然被委派前来调查落实专案材料，但内心想必仍然同情老师。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舍近求远，步行到青山来找我落实。我虽然与文艺学院联系较多，但多半是为了崔嵬指派的写作任务，而且与张星原没有任何私下交往。我只有如实回答“毫无所知”，但主观上认为这位痴迷于小提琴的音乐家不可能有贪污行为。小瑛似乎也有同感，话题很快转入叙旧，互通金陵友人的近况信息。她未吃晚饭，当天就赶回城里，当时我还想不到她以后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指挥家，因为她并非音乐专业科班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