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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因为当时父母也已进入花甲之年，体弱多病，大姐已经出嫁，大哥和二姐、三姐不在身边，身边特别需要有个孩子照应。我就向父亲提出我的请求。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动员我下乡，跟大家一起接受教育。虽然父亲的态度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我还是跟他据理力争：“按规定，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照顾一个留城的名额，我们又没有违反政策，为什么一个也不留呢？”父亲还是那句老话，我是领导干部，如果我自己本身不带头，底下的工作怎么做呢？我知道拗不过他，只好退一步，请求到东山县。不料，父亲还是坚决反对，他说，到了东山，人家都知道你是谷文昌的儿子，都会想办法照顾你，那你就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当时，我失望极了，父亲怎么就这么绝情，一点儿也不懂得疼惜自己的儿子。为此，我半个月时间没有理睬父亲，没跟他说过一句线月下旬，我被组织安排到南靖县偏远的山村朱坑落户。

　　母亲解放初就是东山县民政科长，有几次提薪机会，硬是让父亲压了下来；有人提议把当临时工的大姐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还是被父亲挡住了；年幼的三姐骑着父亲的自行车上街，被向来疼爱孩子的父亲打了一巴掌，在父亲眼里，这是公家的车，不能公私不分；我爱人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要求父亲出面安排一所好学校，他说，只要努力工作，在哪里都能干出成绩；二姐结婚时，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他说：“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木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父亲大半辈子与林业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他从东山到福州工作时，全部的家当只有两只皮箱，两只木箱，两瓮萝卜干和几麻袋杂物。

　　每逢清明节，每逢农村的传统节日，人们成群结队来到谷书记的坟前祭奠他，用民间最隆重的礼节、最高的规格来缅怀他。“先敬谷公，再祭祖宗”已经成了东山百姓的一种风俗习惯。我们这些和谷书记一起在县委工作的，来到碑前，种下了8棵青松，大家重温谷书记经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活着要有伟大理想，要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奋斗一辈子。”当年和谷书记一起南下的干部，相约来到谷文昌碑前，面对着老战友的塑像，深深鞠躬：“老谷，你把一生献给人民，人民敬重你，你的死重于泰山。”就连离开家乡几十年的台湾同胞，回到东山，看到东山的巨大变化，了解了谷书记的事迹，不由自主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说：“真是了不起，把人间鬼岛变成了人间乐园。”许多来探亲的台胞，还特意来到他的坟前合影留念，表示敬意。